智利電影大師拉烏-魯茲8月19日去世 享年70歲

拉烏·魯茲 1941.7.25-2011.8.19 智利波多蒙第人

被奉為文學改編經典範例的電影《追憶似水年華》的海報。

2011年08月29日  東方早報

文/沈禕

在巴黎一家有關法國電影的小書店裏，滿滿一墻的書架上擺滿了各種電影的理論着作或是DVD製品。然而，這有限的空間永遠不夠承載大師的奇思妙想，即使是再大師級的導演，在這樣一間電影世界的萬神廟裡，都不得不被擠成一排排的。如果想要尋覓某一個心儀導演的資料，可能就要像一個電影考古學家或是一個偏執的檔案員一樣，跨越一層又一層的書目，挖掘寶藏一般地尋找那隱匿在某個角落裡的大師。一個足夠執著的影迷，便能在翻過小津、馬丁·斯科塞斯、帕索裡尼等人的區域後，發現拉烏·魯茲(Raoul Ruiz)的所在。這個從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便定居巴黎的智利導演也在這家書店裏有一隅天地。

《紐約時報》的首席電影評論人A.O。斯科特就這樣在書店裏發現了魯茲從上世紀80年代起所有的訪談集，還有一本《電影詩學》，包含了魯茲這些年來在哈佛大學做的講座。其中有一場講座的題目叫做：《電影就像一場神秘的地下之旅》。這個題目彷彿就是在形容拉烏·魯茲的電影：一場迷人的、引人入勝的而又難免困惑人心的旅程。

在7月末的《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篇關於魯茲電影的長文，題為《一個溫柔的狂熱者》。文章發表後一個月不到的時間，便傳來這位大師去世的消息：根據美聯社報道，魯茲晚年多部作品的製片人法蘭西斯·馬哥林宣佈，導演拉烏·魯茲，因肺炎引發並發症於2011年8月19日在巴黎的聖安東內醫院逝世，享年70歲。

拉烏·魯茲的逝世多少讓人感到有一些突然。同米蓋爾·裡廷和阿爾多·弗蘭西亞一起，拉烏·魯茲被公認為是智利電影的前沿人物，長年的高産和一以貫之的水準使其即使在晚年都一直活躍在電影舞台上。就在去年，他根據葡萄牙作家卡密洛·卡斯特羅·布郎科古典小說改編的4個半小時的大製作《秘境里斯本》剛剛問世，參加了多個電影節，獲得了當年的塞巴斯蒂安電影節最佳導演奬以及法國路易德呂克奬年度最佳法語片稱號。法國總統薩科齊稱讚魯茲為“無比博學無限好奇的智者”。這部華美的銀幕巨作距離中國觀衆最近的時刻是2010年在第3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放映時，觀衆和導演一起迷宮走陣，身處戲中的環回時間，偌大的香港文化中心几乎座無虛席。

魯茲去世的消息傳出之後，在西班牙語的推特網站上，智利總統皮涅拉發表了一條信息，寫道：魯茲的去世是智利整個國家的傷痛，他的電影“為我們開啟了一個新的世界”。 

拉烏·魯茲一生總共導演了100多部電影，除了電影導演的身份之外，在歐洲他還是一個著名的戲劇導演和電影理論家。作為電影導演，他改編並執導了一部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文學作品的長篇巨著：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第七卷)；把霍桑的小說改編成充滿黑色幽默和超現實意味的喜劇《三生一死》，由意大利著名演員馬斯楚安尼出演；用最反傳記片常規的、極具“斷裂感”的意識流手法，和約翰·馬爾科維奇合作了一部關於奧地利畫家克林姆的虛構傳記電影。

除了知識分子氣質濃郁的歐洲文藝片，他在北美地區也有一些電影風格上的嘗試，其中包括由威廉·鮑德溫主演的懸疑心理劇《裂影移魂》(Shattered Image)；還有一部國內觀衆可能並不熟悉，但是在演員陣容裡出現了大導演賈木許的紐約偵探片《黃金船》(The Golden Boat)。評論界這樣形容魯茲的電影：就好像跌跌撞撞地進入一個古色古香的大觀園世界，在兜兜轉轉中不小心進入一間密室，當你靠在牆壁上正不明所以時，防不勝防地觸動了密室的玄機。於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眼前打開了一個新的大門，頓時各種琳琅滿目的珍奇盡收眼底，四處的牆壁上堆滿了稀世典籍，上面的名字對你來說熟悉而又陌生，彷彿在象牙塔裡聽聞過，又可能長年擺放在睡前的床頭柜上……

“我對於引述有狂熱。”從巴黎的電影書店回來的第二天，影評人斯科特和拉烏·魯茲在他位於巴黎的住所喝咖啡。魯茲和妻子，同樣也是電影導演的瓦拉利亞·薩迷恩托一起住在一幢毫不起眼的公寓裡，他們的家距離拉雪茲神父公墓不遠。當被老生常談地問及“為什麼可以那麼多産？”時，魯茲又一次習慣性地提到了“狂熱”這個詞，他總是喜歡用這個詞來形容對於事物的某種病態迷戀。話音剛落，他隨手從身後滿滿一架子精裝皮面的古籍書中拿下一本裝訂精緻、17世紀法國版的羅馬帝王馬可·奧勒留的自傳體回憶錄，悠悠地說：“(狂熱)對於這些書籍也是，他們是我在互聯網時代的解藥。”

當魯茲用一種平和、愉悅的口吻暢談他對於文學的熱愛以及自己豐富的典藏，這個“狂熱症病人”身上顯出的是一副老派的優雅。與許多講究故事張力和道德焦慮的電影作者不同的是，魯茲認為在戲劇中，衝突其實是可有可無的。他尤其反對好萊塢經典敘事中的“核心衝突”，即把人物分為正反兩派，強制投射一種緊密的邏輯來推動情節發展。不同於帶有畫面掌控力的形式主義，或是完全來自生活的現實主義，魯茲的影像哲學營養更大程度來自於他的家鄉——拉丁美洲的超現實主義。把攝影當做反映內心潛意識的鏡像，這樣的觀點和普魯斯特在文學創作上認為題材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客觀世界”如何反映在“主觀意念”中的想法異曲同工。因此，在被奉為文學改編之經典範例的電影《追憶似水年華》裡，與其說是魯茲在向普魯斯特致敬，倒不如說就是普魯斯特本人在書寫“動態的影像”。魯茲掌握了普魯斯特經驗的精髓：時間可以做無限的鋪陳，自然也可以隨意壓縮；過去、現在、未來可以在意識流中顛倒、交疊、相互滲透。而作為導演，魯茲勇於把這種意識流植入在電影裡。

他在自己的《電影詩學》中寫道：“電影常常被看成懶惰的藝術，好比是操控人的把戲，你組織它，剪輯它；但我們常常忘記電影的影像可以依靠它自己存在。一個畫面所能承載的信息遠遠超過一個想組織它的人的主觀意志，它的信息量是無窮的。可惜人們卻說，你必須剔除這些信息。” 在魯茲的感官世界裡，觀衆和角色的體驗是同步的，在暗流湧動的情節推動中，有一些線索突然失蹤，有一些秘密重見天日，有一些超自然的事件，有一些極其怪誕的偶然。總而言之，“未必可能的事情”掌控了一切。

拉烏·魯茲於1941年7月25日誕生於智利小鎮波多蒙第的一個中産階級家庭，父親是一個船長。成年後，他在智利大學學習法律和神學，1956年到1962年期間，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魯茲得以成為一名專職劇作家，進行了大量的劇本創作，盡管他從未導演過這些作品，但為日後的電影創作奠定了基礎。之後，他去阿根廷聖菲省學習了一年電影，最終因不服“每個人只能拍紀錄片”的教條而於1967年退學。1968年，魯茲的第一部劇情片改編自阿雷亨德羅·西維金的同名劇作《三隻悲傷的老虎》(作者注：與古巴作家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方特的同名小說沒有關係)，電影有着新現實主義的題材，關注智利中下層人民；大量運用超廣角鏡頭介入表演，攝影機成為第二人物，演員面對鏡頭進行自我審視。此片在1969年獲得了瑞士洛迦諾國際電影節的最高獎項。

1973年，魯茲拍攝了專題紀錄片《小白鴿》，一個關於成千上萬的智利小姑娘如何參加甄選的故事。作為支持薩爾瓦多·阿連德政府的忠誠的左翼分子，因為在電視電影中不斷對政府和軍隊進行了尖鋭的諷刺和批判，因此，當同年9月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後，魯茲便被禁止再在本國拍攝影片，並因受到通緝而流亡法國。此後20多年間，魯茲先後在法國、荷蘭、瑞士、德國等地的國家電視台拍攝了大量作品。1979年，一部像謎一樣的黑白先鋒電影《被竊油畫的假設》為其再次獲得了國際影壇的關注，電影改編自皮埃爾·克羅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的小說，以一種“活動圖片”(法語tableaux vivants)的形式來講述一幅關於19世紀油畫的晦澀莫測的失蹤案。

其後，魯茲在1982年和1983年接連導演的《鯨魚之上》和《水手的三枚硬幣》，以晦澀難懂的哲學意義和對電影敘事結構方面的大膽突破和探索而大獲成功。1984年的《海盜城》被公認為上世紀80年代最優秀的先鋒電影之一，也成為最能體現魯茲的影像構圖美學和實驗風格的代表作，而魯茲也在當年被衆多評論家譽為是繼戈達爾之後最具革新意識和創造力的電影大師。上世紀80年代以來，魯茲几乎每年都有一部甚至幾部作品問世，難能可貴的是，他的電影在藝術水平上絲毫沒有下降，這使得魯茲成為當時法國最活躍的電影人之一。

盡管常年流浪在外無法回國，但是骨子裡來自拉丁美洲的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和深厚的文學底蘊使得魯茲的電影作品總能和不同風格的文學大家聯繫在一起。除了上文提到的幾部之外，卡夫卡、拉辛、卡爾德隆、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莎士比亞這些人的名字分別影響了魯茲1971年的《流放地》、1984年的《貝蕾尼絲》、1985年的《金銀島》、1986年的《表面的記憶：人生如夢》和《李查德三世》……一直到最後的《秘境里斯本》開拍前，他手頭的選擇還包括改編博爾赫斯的小說《通天塔圖書館》抑或是美國小說家唐·德裡羅的《大都會》。

其實，在《秘境里斯本》開拍之前，魯茲就經歷了一場生死的懸念。他被查出患有肝癌，並被診斷為手術不可治愈。“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倒是給電影加入了一點戲劇元素。”談到這一經歷時，魯茲在和影評人斯科特的最後一次會面中，以一種自我挖苦的幽默感舉重若輕地說道：“在整個電影拍攝過程中，我狀態都很好，但是一到晚上……最後我在醫院呆了三個月，醫生們在這裏切切，那裏切切，最終把所有肝臟都切除了，給了我一個新的。我不知道那管不管用，但至少現在看起來還行。一出醫院，我就想要拍電影！”所有人，包括魯茲自己都曾經以為《秘境里斯本》會是他最後一部作品了(雖然現在看來確實如此)，但是他出院的時候興緻勃勃，感覺自己又獲得了重生。在逝世前，魯茲已經完成了一部根據智利作家Hernán del Solar的生平改編，講述童年故事的電影，已經於4月在智利完成了拍攝，正處於後期剪輯階段。同時，他還在籌備一部關於拿破崙將領們的回憶錄，並計劃再次與馬爾科維奇合作。

正當衆人翹首以待之際，魯茲如同他電影裡的一些離奇的角色一般，像一陣旋風一樣消失了。

“如果有一天，電影忽然離我們而去，我們可能都不曾理解這個曾經與我們朝夕相處的是一個什麼機器，或是一種怎樣的自然現象。因此，當電影成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再神秘時，我們就應該時刻提醒自己關於電影的本質。電影是神奇而陌生的，生活也是如此。”在魯茲的電影世界中，總是那些“未必發生”的事情說了算，在現實中，他的“重生”和離世也都彷彿在實踐和印證這點。對於拉烏·魯茲來說，電影中的謎就是生活的本質；生或者死的問題並不那麼難以解答，因為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